2012年，她到深圳的两个工厂调研。彼时，这两个厂区几乎包揽了全球某知名品牌手机和平板电脑的组装生产，十几万工人的平均年龄在23岁左右，其中90%是高中或中专学历，他们大部分来自农村。

　　林小英记得很清楚，那天她要从酒店去厂区做访谈，早上在前台看到了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她当时就在想，莫言要是来这个厂体验生活会写出什么东西？

　　林小英问厂里的工人，为什么这么早出来做工，之前在学校过得怎样。很多人的回答令她吃惊——“在学校，没人觉得我会有什么出息。”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学习的料？不是好学生？不好好学习所以只能早早出来打工？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思维模式可能是有问题的。他们不上学或者不爱上学真的就可以这么简单归因吗？”林小英连珠炮似地追问记者，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

　　那一次，林小英团队访谈了120多个工人，得到的答案大同小异。她不得不重新思考，当我们面对那些可以继续接受教育的孩子，面对一个个充满青春能量又略显稚嫩而且人生还有无限可能的生命的时候，如此简单的定性会带来什么。

　　“前两年有个流行的说法叫‘每个人都能说5分钟脱口秀’，你去学校听听课就知道了，5分钟脱口秀未必能说，但是每个人都能做45分钟‘学渣’。”

　　有一次在乡村调研，林小英去一所高中听了两节课，本以为英语课还能听懂，但事实上当老师讲到第七道题的时候林小英就走神了，后面就再也跟不上了。至于另一节数学课，林小英说自己从头到尾“就像个文盲”。

　　“这就是很多孩子在学校里面对的状况。”作为一个博士毕业、有着很好英语基础的人，林小英都很难在这样的课堂上专注45分钟，“何况是十几岁的孩子，他的词汇量恐怕都不足以让他听明白这节课到底在讲什么。”

　　林小英感慨，我们只是硬性地要求孩子一定要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却忽视了一些孩子在学校里的日子如何度过。

　　一位有着十余年乡村支教经历的老教师提供了一个案例。几年前，他曾资助过一个家境困难的女孩。然而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微信被女孩“拉黑”了。辗转询问后才知道，女孩已经和朋友南下潮汕打工。

　　“初中都没读完，走得特别决绝。也是家里条件不好，父亲去世了，妈妈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老教师叹气，在他的记忆中，女孩放学回家的路途颇为辛苦。“她要先坐一趟中巴车到附近的村子，然后下车走大概四五公里几乎没有人的山路才能到一个有人烟的村，那还不是她的终点，还要再穿过村子走二十几分钟才能到家。”

　　这位老教师发现，村里的孩子特别是那些家境困难、无法和父母常年共同生活的孩子，往往更容易滋生自卑心理。如果再加上学习基础差，在课堂上通常都很难有积极的表现。“我教过一个学生，只要点名起来读课文他就哭，什么也不说，就是哭。”老教师说。

　　或是没兴趣、跟不上，或是离家远、路途险，或是家里穷、要挣钱，当这些问题一个个摆在十几岁的孩子面前时，他们真的“不爱上学”了。

　　林小英提到几年前的一则新闻，说的是偏远地区的一名老师，千里迢迢跑到珠三角寻找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劝他回去上学，但无论老师说什么，孩子就是不愿回去。

　　“在学校里完全不是那种生龙活虎的样子，有些孩子的脸上根本不是一个少年该有的面容和表情。”林小英走访过很多县城里的中学，她很受触动，“如果笼统地讲‘不爱上学的孩子’，那就是纯粹的集体画像，每个人去对应这个概念的时候似乎都能找到一点相似之处，同时也都很难完全对应。孩子之间是千差万别的，有些是很独特的。”林小英始终坚持，不应该武断地把“学习不好的孩子”直接定义为“不好的孩子”。“但是在上学期间，这几乎是唯一的评价标准。”

　　“我们要问的是，当绝大部分的教育资源都在为了考试升学而努力的时候，那些考不上高中或者大学的孩子，他每堂课的45分钟，每天在学校里的几个小时，能够获得什么？”林小英问。

　　“有些孩子天生对文字感兴趣，有的孩子就是手工做得好，还有的就是喜欢和人打交道。”林小英直言，在现行的主流教育体系下，学校很难给那些看起来对读书没有兴趣的孩子留下一个成长空间和可能的赛道。

　　“如果咱俩同在一所学校，你数学和语文都考100分，我手工课和音乐课都得100分，学校要重点表扬的一定是你。‘鄙视链’就是这样建立的。”在林小英看来，好的教育应该是包容多元的，能解一道奥数题和能做一个漂亮的泥娃娃同样都该被期待。

　　现实情况却是，升学导龙八国际APP向下，孩子们面对的是纷至沓来的标准化测评。“周周考、月月考，成绩不好的孩子每一次评定都会被定义为不合格的学生，随即被边缘化。如果是上班，你愿意上这样的班吗？所以孩子怎么会愿意上这样的学？”

　　2018年，林小英拜访了一所中西部地区的初中，校长告诉她，中考结束后，前100名学生里只有15个留下了。“成绩好的学生全走了，再怎么教都没办法体现我们的价值。”这种情况向下复制，一直蔓延到村小，老师和学生的心气儿都不高。

　　林小英感慨，原本一个县里，几所学校可以基于本地民情风尚相安无事踏踏实实地办学，但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要卷入这场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县里的学校是没有精力关心村里、镇里发生的事情的，更不会去关心一个孩子的心里到底在经历什么。”

　　针对现在一些低年级孩子不得不选择寄宿的情况，林小英说，让小学甚至更低幼阶段的孩子突然进入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环境中去，是不符合儿童成长和心理发育规律的。

　　“孩子一天到晚待在学校，他的烦心事根本不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得到释放。时下流行一个词叫‘延迟满足’，但周一遇到了难受的事，要延迟到周六回家才能告诉家人，这还何来‘满足’？”调研中，林小英发现，在这样的环境里，父母对于孩子情感需求的响应几乎为零，所有的响应被学校统一化、标准化的纪律规训所替代。长此以往，有的孩子便开始自我裁断，“最后可能哭都懒得哭了，人才会变得麻木，变得情感淡漠。”

　　林小英认为，在过去20余年，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中一直在强调“知识的理性化”，对感性的“经验性知识”不够重视。“就像是学音乐，会唱歌、会弹琴就是感性的、经验性的。但在我们的教学中，更多重视的是会识谱、懂乐理，这就是理性的。在理性面前，美妙的乐曲被拆解为一个个知识点。可事实上，不懂乐理可能完全不影响我唱一曲动听的歌，更不影响我欣赏和热爱音乐。”

　　“知识经过学校乃至整个教育系统的精心筛选和凝练最终呈现在孩子们面前，可是有些知识真正跟人一生的发展有没有必要的关联，这是存疑的。”林小英认为，基础教育的关键在于教会孩子们处理好八件事——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但这八件事需要太多的感性经验，根本无法变成学校考试的科目。学校往往只选择必须要做的事情——应对考试。读一首诗要总结中心思想，音乐就是音程、音阶，美术就是对比度、饱和度……生活一下子变得干巴巴，提到上学，人就蔫了。”

　　“所以，当我们问这些孩子‘你为什么不爱上学’，其实他们的理解是为什么要把精力安放在上学这件无趣的事情上。”

　　“那么，‘上学’仅仅如此吗？”林小英反问，“年幼的孩子，需要在正确的引导下树立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懂得敬畏生命，知道人与人之间可以相互取暖，而不全然是一种竞争关系。”

　　林小英看到过太多的孩子，他们的校园时光止步于高中甚至初中毕业，而后便是忙忙碌碌的一生。“那么这段时间，我们有义务让他们获得最基本的文理科知识，更有义务让他们获得一生中重要的情感资源。其实，这样的情感给予很简单，放松下来，给孩子时间，让他们去碰撞交流。学校本应该是人与人之间建立情感连接的场所，这个功能不该被消解。在学校里收获到的友情，甚至爱情可以滋养人的一生。”

　　林小英看到太多的所谓“规范”把真真切切的生命场景和体验与孩子们隔离开来。“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被打码的世界，一切都显得那么轻而易举、一笔带过。甚至，还有更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了学习，其他生活场景都不应该参与。”

　　在见到林小英前，记者曾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采访，在张庄村偶遇两名闲逛的少年。那是个星期三，记者问他们为什么不在学校，一名正在读初三的少年说自己不爱上学，听不懂，也没意思。他强调自己已经跟老师和家长请过假，并不是偷偷溜出来的。他说他在小学阶段的成绩还不错，但从初二开始便渐渐跟不上了。

　　虽然国家对于九年义务教育有着硬性要求，但参与支教的那位老教师能明显地感觉到，由于前期基础薄弱，初中以后课业负担加重，有些孩子确实跟不上。“小时候可能不敢逃学，但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有主意就管不住了，而且逃学、辍学的孩子还会相互影响。”

　　读初三的孩子就是被“影响”的那一个。他原本在肥乡区的另一所中学读书，后来学校招收新生，校舍紧缺，只能将一部分学生分流。分流后，他便不能和以前的好友一起读书。慢慢地，班里开始有人退学。

　　在肥乡区一个叫旧店村的村子，一位老人和记者聊起了那些不爱上学的孩子的出路。

　　“可不就还是农民嘛。”老人坐在院门口，手里攥着一厚沓小塑料袋，很耐心地把袋口一个个捻开。“里面装橡皮泥的，按斤称算钱。”老人和老伴在家种着几亩麦地，扣除种子、化肥等一年到头收入微薄。“年轻人肯定要出去打工的。”老人的女儿在邻村橡皮泥厂打零工，老人空闲时也会帮女儿干上一点。

　　“外孙啊，跟着他爸妈。不爱上学，在家待着也不干活，玩手机。”老人说外孙年龄还小，外出打工没人收，只能去学校。

　　很少听到有人提到孩子们的时间是怎么过的，内心是怎么想的，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大家都在忙着各自手上重要的事情，忙着劳动，忙着赚钱，顾不上去安排孩子们的空闲时间。

　　“我不会干地里的活，他们（家里人）也不让我去。没事就刷刷短视频，里面什么都有。”记者遇到的那个初中孩子说他喜欢短剧，有时候一看就是几个小时。

　　对此，林小英很焦虑。她在调研中发现，当手机上网变得越来越便捷，很多乡村孩子却并没有因此而开眼界、见世面，他们更多地只是享受手机上网带来的无营养网络快餐和电子游戏所给予的快感。

　　支教的那位老教师也问过一些孩子有关价值观的问题，比如长大后想做什么样的人。“他们说自己想成为有钱人。而孩子们眼中的有钱人又是什么样的呢？村里有人在外面打工赚了点钱，回到老家花上20多万元能盖个不错的房。这就是孩子们看到的有钱人，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要走父辈走过的路。”

　　就像记者碰到的那个初三少年，对于后面的打算他也没有想好，“我有好几个同学都出去一年多了，有的学厨师，还有的在饭店当服务员，起码不用管家里要钱了。”

　　林小英没法给出确切答案，但她从一些县城学校校长身上看到了希望。她愿意称之为“教育家型”的校长。“在这些校长身上你能看到，教育可以是很朴素的。”

　　林小英回想起自己的中学时代。20世纪90年代，林小英读高中时的湖南长沙县一共有10所高中。“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想象的。”林小英说，由于中考没考上县一中，她被分到了当时排名靠后的六中。开学典礼上，校长就告诉这些十几岁的年轻人，要认清自己的位置。“他常常对我们说，不要管一中怎么教，怎么补课，我们就关起门来把自己的学习搞好。我觉得这就是常识之一，在一所学校里，师生相互守望呵护，老师勤勤恳恳教书，学生安安心心学习，就这样过日子。”

　　长沙县六中对体育课非常重视。高二时，林小英的班主任就是体育老师。没有体育馆，赶上下雨天不能在户外上体育课，班主任就在教室里带他们下象棋、军棋、跳棋，做广播体操。虽是寄宿制学校，但每天晚饭过后，全校都会进入“篮球时间”或者“足球时间”。“学校没有足球场，踢的人多了自然就成了足球场。”

　　林小英回忆，临近高考，班里的同学还是相约出去踢球。“虽然生活比较单调，但学习挺有劲头，大部分时间隐约相信自己还有希望。”

　　2020年在河北易县大龙华中心小学，林小英就遇到了这样一位校长。他想方设法从有限的资金里省出钱来，为的是让孩子们接受好的音体美教育。“学校里有各种各样的社团——轮滑、舞蹈、军乐团，就像城里的课外兴趣班一样，但这里的课外班是免费的。”交谈中，校长告诉林小英，由于当地经济落后，大量家长外出务工，学校里的孩子多是“留守儿童”。“校门口出去没多远就是一条大河，孩子出了校门就去外面瞎玩，太不安全了。”于是，校长让语文老师带书法社团、让音乐老师带军乐团、让体育老师带轮滑团，为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把孩子都留在学校里。

　　“他们在这里出生、长大，他们了解当地人，他们在乡镇村学校从事着朴素而不失理想的教育，每天做着很多细致琐碎的工作，有些被看见，更多的看不见。”林小英说在调研中她遇到的很多本地校长都令她感动。

　　为此，林小英也想身体力行地做点什么。不久前，她回到中学时期的母校开了一个讲座。她没有长篇大论的固定开场，而是让孩子们直接提问，不少孩子争先恐后地举手，有的甚至离开自己的固定座位到前排抢着问问题。交流中，他们会嬉笑、会接话、会不停地回应林小英。

　　“那一刻我突然看到了少年学生该有的样子，当孩子们感到被尊重，他们可以如此生动活泼。”林小英意识到，好像只需要一点点刺激，那些死气沉沉的氛围就可以变成另外一种生机勃勃的样子。“孩子们是那么容易被塑造。在45分钟的课堂里，对于不那么利益攸关的事情，我们有时候监控得太严格了。但在真正需要家长和学校帮助他们做重要人生选择的关口，很多时候我们却放弃了成年人的责任。”

　　采访结束前，林小英又想起了一件事。她每次做调研，都习惯随身带一些小礼物给受访者。但那年在深圳的工厂，那些年轻的工人收到小礼物后表现出来的巨大的惊喜，那种从心底溢出来的喜悦之情让她在十几年后回想起来仍然喉咙发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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