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文件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其中强调要提高校内的教育质量，学校要担起学校应该担当的责任。”7月24日晚，针对最新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文件），中国教育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指出，学校教育应当提高质量，提高效能，实现教育均衡，通过减少学生和家长对校外培训的需求，来推动加强、规范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

　　“双减”文件明确，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对此，有家长担心学生的学习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则向澎湃新闻表示，家长的需求过去若干年是被校外培训机构培养出来的，现在有人说它已经是刚需了，其中有合理的成分，但也有不真实的成分。家长把孩子的课余时间都交给校外培训机构显然是不对的。

　　另一方面，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提醒，落实“双减”政策，必须面对并最大程度满足家长对更好更高教育的追求，而不是无视，甚至否定。否则，资本必然会想尽办法去满足。

　　“教育培训机构恶性发展的后果太严重了，它造成了全社会的教育焦虑和恐慌，并大幅度提升了教育成本，我个人比较赞同这一文件的出台。”杨东平说。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钟秉林则指出，“双减”文件是中央针对中小学生负担重尤其是“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现象作出的重要部署。落实“双减”工作，就是要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导向，提升校内教育质量，规范校外教育培训，明确教育治理的边界，以系统观念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钟秉林还进一步指出，落实“双减”工作，针对现实问题，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就是为了扭转“唯分数”“唯升学”的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避免短视化、应试化的教育，将属于家庭、社会、同伴乃至闲暇的时间还给学生，鼓励学生兴趣和特长发挥，引导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也在解读“双减”文件的文章指出，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是关系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是贯彻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问题。负担减轻了，就能真正做到“五育”并举，使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此外，针对“双减”文件中有关“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要求，储朝晖向澎湃新闻表示，“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培训机构的总量已经很多了。202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的总量达40万所，而我们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总共约为20万所，也即培训机构总量已达到了学校总量的一倍。在这种情况下，不再审批新的机构是符合实际的，这也是让学校和培训机构之间减少相互绑架、形成平衡的一个必要措施。”

　　为何此次发布的“双减”文件多条内容直指校外培训机构，且整治规范措施力度空前？

　　在顾明远看来，这是因为校外培训机构在增加学生负担上，推波助澜，违背教育规律，冲击学校教育，破坏教育生态。

　　“当前许多培训机构在学校抢生源，超纲超前进行教学，严重冲击了学校的教学活动。许多家长被培训机构裹挟，认为如果不送孩子上校外培训班，就会比其他学生落后。这使我国的中小学教育变成了两轨制：一轨是学校的免费义务教育，一轨是收取高额学费的校外培训机构的教育，不仅冲击了学校教育秩序，而且扩大了教育不公平。”顾明远说。

　　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董圣足则在解读“双减”文件时指出，教育包括培训教育在内，从来都是一项崇高的公益性事业，天然地应以立德树人、教书育人为根本宗旨。但现实中，部分培训机构无证办学、抽逃资金、恶意停办事件屡有发生，义务教育学科类超前、超纲、超规培训问题禁而不止，各类虚假宣传、价格欺诈、行业垄断等不当竞争行为充斥市场，加上各路逐利资本竞相进入教育培训行业所导致的机构盲目扩张、疯狂圈钱现象此起彼伏，更是推高了行业风险、加剧了办学危机。所有这些，都不同程度损害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破坏了教育生态，影响了社会稳定。

　　“大乱必大治。”董圣足说，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规范校外培训机构”之后，中央印发“双减”文件，更是强调要全面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坚持从严治理，对存在不符合资质、管理混乱、借机敛财、虚假宣传、与学校勾连牟利等问题的机构，要严肃查处。同时，要明确培训机构收费标准，加强预收费监管，严禁随意资本化运作，不能让良心的行业变成逐利的产业；要完善相关法律，依法管理校外培训机构。

　　“对面广量大的校外培训机构实施治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董圣足认为，从长远看，只有进一步均衡资源配置、提高教育质量、缩小教育差距，同时突出素质教育导向，优化教育评价方式，深化中高考改革，全面打破学校教育“唯分是从”“以分取人”和“分分计较”的困局，才能从根本上纾解社会各界的教育焦虑，有效降低广大学生及其家长在“补差培优”方面的所谓“刚需”。

　　针对规范校外培训行为，董圣足给出了自己的建议：要完善审批制度，倡导公益办学；加强收费监管，健全培训机构资金监管机制，探索推进第三方支付、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等方式，严控资本运作；强化素质导向，引导和鼓励现有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机构转型发展；健全执法机制，细化和明确培训市场治理边界，深化综合治理，建立健全“巡查发现、归口受理、分派协调、违法查处”等各环节分工负责、各部门共同履职的工作机制；推动多方协同，促进行业自律。

　　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不得组织学科类培训之后，目前体量庞大的学科类培训机构何去何从？家长有培训需求怎么办？

　　顾明远指出，校外培训机构应该成为学校教育的补充，在规范的范围内开展非学科课程，为学生在某些方面的兴趣特长提供服务，如提供体育、音乐、舞蹈、美术、科技等个性化资源，丰富学生的校外生活。

　　“严格规范校外教育培训，同时也要注意发挥教育培训市场的有益补充作用。”钟秉林也指出，校外教育应该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应以其丰富的素质教育内容、灵活的形式、新颖的方法，吸引学生和家长的关注，满足个性化、多样化的发展需求。

　　而对于“家长需求”问题，杨东平认为，家长的需求过去若干年是被校外培训机构培养出来的，现在有人说它已经是刚需了。这个问题很复杂，它既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真实的成分，是家长形成了一种所谓的“路径依赖”——习惯了节假日、寒暑假送孩子去参加学科培训，因此可能有人看到文件后，有节假日不知道把孩子放到哪里去、让孩子去干嘛的困扰。“但不管怎么说，我认为不应该把孩子的所有课余时间都交给培训机构。”杨东平说。

　　他还以韩国为例指出，韩国小学和初中学生也上培训班，但主要上的是艺术、体育类的培训班，孩子学业上的压力不大。

　　对此，储朝晖指出，“双减”文件的发布只是“减负”的一个措施，要完全指望这一个文件来实现“减负”是不符合实际的。实际上，学业负担与教育评价，以及社会的其他方面因素都相关，通过一个文件就把“减负”的问题解决了，这种可能性不太大。解决“减负”问题仍需通过多个方面采取更多措施来解决。

　　顾明远提醒，“减负”并非“一减了之”，要加强公共教育供给，使学生的学习生活丰富多彩；要大力推进学校的均衡发展，加强薄弱学校的建设，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要深化教育改革，龙八国际注册要把课堂教育作为立德树人的主渠道，改进教学方式方法，把每一节课上好。同时，学校、家庭、社会都要对学生课余时间负起责任，提供公共教育服务。学校组织托管班，还要老师来照管。

　　钟秉林则强调，落实课程标准，实施课程方案，深化课程改革，保障学校教育的基本学业标准不降低，是落实“双减”工作的基础。否则，盲目“减负”则会以降低学生学业质量为代价，与改革的目标也不相符。

　　陈志文还从另一个角度指出，对孩子进行更好更高的教育，是我们优良的文化传统，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基因之一，我们必须面对并最大程度满足，而不是无视，甚至否定。如果校内教育不能最大程度满足家长的这些教育需求，资本必然会想尽办法去满足，因为有利可图。

　　“近期受‘双减’政策调整影响，资本又开始大规模涌入高等教育，大量收购民办高校，最多的一家民办高校集团，已经下辖近20所民办高校。资本给民办高校又会带来什么？”陈志文发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