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我们聚焦教育热点，也关注热点传递的教育价值及其事件中的人。行至年末，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振聋发聩的“声音”，反思教育问题，改进教育实践，守住教育底线。

　　现实中，由于学生就餐利益较大，引得食材供应商、食堂承包商等竞相追逐，校长往往成为被“追逐”的主要对象。“围猎”之下，一些学校食堂出现了食品安全、娃口夺食等问题。对此，教育管理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应给予校长帮助和支持，面向校长开展党规党纪及法律法规教育，为食堂管理设底线、画“红线”、架“高压线”。学校要充分发挥党组织、教代会、工会以及家委会、伙委会的监督职能，帮助校长正确履行食堂管理职权。此外，教育、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可以对校长和学校食堂管理相关人员开展业务培训与考核，让更多人掌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相关的法律、规章、标准和其他专业知识，做食堂管理“明白人”。

　　在食堂管理上，校长不是万能的，他们既需要理解也需要帮助。比如，落实学校领导及教师陪餐制度，陪餐费用从哪个项目支出？再如，《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课后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强调，学校为学生提供的早到校看管和自习、午餐午休看管、晚自习等服务不得纳入课后服务范围。这就意味着参与相关服务的教师的费用支出是违规的，但校长又不可能忽视教师的合理诉求。教育管理及财政部门应加强政策储备供给，给这些支出找“出路”，避免校长在多重挤压下打“搭车”收费的主意。

　　著名建筑设计师王澍曾对小学生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小时候爱好体育但没有成为运动员，后来在建筑设计界我的身体素质最棒；喜欢画画但没有成为画家，如今作为建筑师画起图纸来非常轻松……当年看似无关紧要的东西，都在我的身上发生了化学反应，对我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可见，教师应该让学生有喜爱的学科、喜爱的活动、喜爱的“角落”——苏霍姆林斯基称之为“心爱的学科”——但是，培养兴趣、爱好、特长，目的不是刻意让儿童成为一个什么“家”，而是培育和发展素养。儿童的兴趣到一定时候会出现“中心兴趣”，教师要给予积极鼓励和正确引导，让“中心兴趣”朝着最大可能性的方向发展，所谓的“家”自然就在其中。不过，我也相信，儿童的“中心兴趣”会发生变化，教师应该顺其自然，积极引导。

　　这里还隐含着另一个问题：是否允许学生对某一学科不喜欢，即能否接受学生偏科。我深以为这并非绝对不可以。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偏科不能提倡，要努力引导纠正，但在不提倡的前提下也千万不要歧视，不要打压，更不能轻易放弃偏科的学生。

　　就像有学生问王澍“什么学科对于建筑设计最重要”，他回答说，不要问什么最重要，而要问自己喜欢不喜欢。他又说，“我造一个房子就是造一个世界”。我的理解是，每个学生在学习时，无论哪个学科都是为他们打开一个世界，而所有学科贯通起来，他们便能进入一个偌大的世界，然后到处寻觅，到处创造。

　　国家通过立法和修法对校园欺凌问题作出积极回应，有关法律法规都有防治校园欺凌的相关条款。从法律视角看，教师应明确自身在防治校园欺凌中的角色与职责。

　　制止校园欺凌是教师的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八条规定了教师的法定义务，其中第五项是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批评和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

　　教师发现校园欺凌后有义务进行制止，《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确立了首问负责机制，规定教职工发现学生权益受到侵害，属于本职工作范围的，应当及时处理；不属于本职工作范围或者不能处理的事项，应当及时报告。

　　教师有职责对欺凌他人的学生实施教育惩戒。2021年3月1日，《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正式实施，为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提供了法律依据。

　　教师有职责教导学生和指导家长共同防治校园欺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教师要对学生开展防治校园欺凌的法治安全教育，让学生树立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不去侵害其他学生正当合法权益，坚决校园欺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十六条规定，防欺凌是家庭教育的法定内容。但有些家长这方面的教育能力欠缺，需要教师发挥专业人员的优势，指导家长帮助孩子掌握防欺凌的知识和技能。

　　据民进中央的调查，中小学教师非教学负担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学校办学所需的人财物等资源都掌握在不同上级部门手中，学校不得不承担上级布置的临时性任务。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是管住上级部门的手，严格遵守“法无授权不可为”。

　　其实此前国家层面已出台诸多文件，如2019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的若干意见，2021—2023年教育部及相关部门每年都会出台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的文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学负担”，真正落实起来肯定也会面临不少挑战。

　　作为社会的一员，想让学校完全杜绝非教学任务是不现实的。值得注意的是，教师的某些非教学负担是上级教育部门或校长的不合理安排造成的。也就是说，除了管住上级的手之外，教育局和学校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或许有人会问：假如你是教育局长或校长，你会怎样做来减轻教师的非教学负担呢？试答如下：一要确保教师的休息权，这涉及法律意识问题。二是严格执行课程计划，这涉及职业道德问题。三是尽力为教师提供方便，这涉及人文关怀问题。要鼓励老师们出去走一走，不仅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要多发旅游朋友圈，让全社会都羡慕教师这个职业。

　　“厕所社交”是指一些学校出于安全考虑，课间不允许学生奔跑打闹，甚至在教室也只能坐在座位上，无奈的学生开始热衷于躲进厕所社交。这种现象的存在一方面意味着学校教育的异化和扭曲，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学校管理智慧的不足。教育者要反思：我们的课堂生活是否缺乏应有的吸引力。因为，当孩子感到课堂生活和校园生活无聊无趣的时候，就会跑到更隐蔽的角落。

　　显然，这样的反思精神为校园生活更丰富、有趣增加了可能性。想让热衷于“厕所社交”的学生回到常态，一是给学生更多自由，让学生感到心理安全。当孩子的心是自由的，内心没有害怕的时候，快乐便会自然而然发生。二是丰富校园和教室生活，让学生过一种有趣味、有挑战、可选择的生活，让教室和校园成为学生心灵的牧场。三是创造非正式学习空间，让正式学习和非正式生活相得益彰。

　　生活就像骑自行车，要想保持平衡就要不断运动。教育何尝不是如此，要想保持平衡就要不断纠偏。“厕所社交”现象出圈就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当学生感到不自由时，就去扩大学生自由的边界，当出台一项制度时，要反复思量是为了方便管理，还是为了学生发展，这不仅体现了管理者的价值排序，也考量管理者是否真正尊重学生。切不可好心办了坏事情，为解决一个问题带来一个更大的问题。

　　学生优秀不优秀，不是与别人相比得出的结论，而是与一个“标准”相比得出的结论。面对“标准”，所有的学生都有希望成为“优秀”，因为只要符合这个标准就是优秀的。剩下的就看学生本人是不是努力，只要我努力了，我“达标”了，我就有可能优秀。其实，教育在本质上是推动所有的学生“优秀”。在现实中，即使是基于标准的教育，也还会有一部分学生不够优秀，但那是由学生自己的努力程度决定的，而不是由常模参照内在、预先性决定的。如果我还没有决定努力不努力，就已经被固定在“不优秀”的位置上，那么除了“躺平”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排名只能针对相同事物，所以对学生排名其实有一个预设：学生都是一样的，或者说我们把所有的学生看成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才可能对他们进行排名。如果你以爬树的本领来判断一条鱼的能力，那它终其一生都会以为自己是一个笨蛋。以排名为基本评价方式的教育，其实就是在不断地制造“笨蛋”。如果教育以承认孩子各不相同为前提，那么它要的不是排名，而是“发现”。如果承认教育以公平公正为基本价值，那么暗暗地把公平公正扔到身后的“排名”应该被禁止。

　　人们使用人工智能就像使用计算器、手机一样，不需要太多专业技术。不过在数智时代，儿童若想更好地融入社会、适应社会并实现不断成长的目标，依然需要接受学校教育和教师的教导，只是教师的素养、能力、工作重点需要做一些变通或调整：更关注师生教学相长的新走向。由于获取知识的渠道多元、知识层次的提升及学科知识的融合，儿童的基本知识结构、学习能力可能超越教师。这种情况下，师生互动这种平等、双向的交流方式可以让教师获取一手的教育资源。因此教师应更加尊重儿童，虚心向儿童学习，在教学内容上由相对固定的知识传授升级为综合能力培养；更关注知识与技能融合的新方式。传统教育往往更注重时间、经验的积累，具有一定的随机性、累积性、偶然性，在新时代背景下，“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功到自然成”的传统建构或许会发生改变与重组，更多体现渺然无痕、自然流淌、水融等特性，这就要求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审时度势、应时而变。

　　因此，教育者要始终保持想象力、好奇心、创造力及开放、包容等品质，不断让自己复归于儿童——不是对“童年”这一单线时间的复归，而是对儿童生命最初始的心灵状态的复归，是对童年生命的不断提炼与跨越，更是对“童年精神”至高至深的哲学发现与阐释。

　　看待阅读问题，教师要有平衡兼顾的意识，既要照顾考试升学等现实，也要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做准备，为他们走向社会之后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升打好底子。实施素质教育归根结底还是要学生读书，语文教学也要把培养学生读书的兴趣和习惯当作头等大事。

　　阅读是个人化的事情，教师要尊重学生的“语文生活”。也许教师不能完全进入学生的“语文生活”，但应当给予他们尊重，同时尽可能在语文学习与学生的“语文生活”之间疏通一条通道。这样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培养他们的阅读习惯。

　　有些教师无法进入学生的“语文生活”，这与教师不读书或很少读儿童作品有关。教师要读书包括读儿童的书，才能与学生有共同的讨论话题，进而引导学生读书。从这个角度看，语文教师甚至所有教师都应该是“读书种子”——不能只重视“职业性阅读”，还要自由读书，养成读书的良性生活方式。如此，才能影响学生，让他们喜欢读书。从专业发展角度来说，教师也要多读书，增学养、求发展。学养怎么得来？主要靠阅读。这是教师对抗职业倦怠、成为研究型教师的最好途径。

　　既然教师负担过多过重，那就减少项目、减轻重负，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思维。但是，单一的减负措施可能会产生相反效果，简单采用“严禁”“不得”，反而在要求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当下不合时宜。

　　单纯减负是减不完的，甚至监督减负政策的落实也成为新的负担。旨在减轻教师负担的政策还会无意中增加问责压力，模糊教师的责任界限。因此应坚持法治思维，增强政策灵活性，构建长期有效的教师减负机制。一要始终坚持法治思维。在制定减负清单、白名单等类似具有审批性质的政策时，列明该事项的法律依据。区分哪些是教师的真负担，哪些是教师应尽的职责，既需要全面梳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也需要扎实开展调查研究，摸清各级各类专任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所承担的职责和不合理负担。二要增强政策柔性。多运用行政指导，少采取行政命令，做好相关教育工作指南或指导，比如教师培训指导、班主任工作指南、进校园活动指导、预防和应对校园欺凌指导。三要把教师减负放在中小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来统筹。把给教师减负与落实“双减”政策统筹起来，与教师发展统筹起来，构建教师减负的长效机制。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有高质量的教育，培养一支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必须提升教师素养，而教师心理健康素养更是提升教师素养的关键。教师心理健康不是教师个人的事，而是一项涉及个体、群体、社会的系统工程，所以维护与增进教师心理健康需要统筹规划、标本兼治。

　　媒体要引导社会关注教师需求，使大众理性看待教师职业，给予他们更多的宽容、理解和关怀，避免以过高的道德标准苛求教师；还要引导教师正确认知职业角色，摒弃对“完人”“超人”等不切实际目标的追求，理解自身职业的特殊性，缓解、克服职业倦怠，增强职业幸福感。

　　贯彻落实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评比事项，减少教师事务性工作，减轻教师工作负担。同时，要转变教育评价理念，优化教学评比考核，改变单纯以学业成绩和升学率评估教师总体教学质量的方式，建立科学化、规范化、发展性的教育评价机制。

　　全面开展教师心理健康问题预防和干预工作。制定维护教师心理健康的专门政策，设立维护教师心理健康专项经费。还要建立教师心理危机筛查制度，定期进行心理危机筛查，将心理“体检”固化为常态动作，同时划定教师心理健康准入和退出标准。

　　完善教师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在职前职后的学习和培训中将教师心理健康、危机心理干预等相关知识和技能作为常规科目纳入培训体系并加以考核，不断提高教师心理调控、心理互助能力和应对突发心理危机的能力。龙八国际登录